《表4 中共中央在川西民族地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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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川西民族地区与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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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懋功县会师后，中共中央及时指出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是坚持西进就是坚持南下退却逃跑的错误方针，顽固地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围绕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南下这一关系党、红军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最大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斗争。为了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及斗争，中共中央从1935年6月26日至9月9日于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在川西民族地区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相继召开了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巴西非正式会议等6次政治局重要会议，党中央就红军是北上或是西进、南下这一战略方向性问题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及张国焘，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讨论与论争，丰富了长征精神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8]这一重要精神内涵。然而，巴西会议的召开，表明张国焘擅自率领右路军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态势已成定局。巴西会议“是在张国焘不服从党的政治领导、不顾北上抗日大局、蓄意制造分裂的紧急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9]会议决定党中央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脱离危险地带，向甘南前进。这是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的、重要的会议，它又一次将党和红军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党中央在整个长征路上共召开过20多次政治局会议，而四川境内的11次政治局会议中，后7次都是在川西民族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的。可见，川西民族地区是党中央长征途中召开政治局会议最多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