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消费不平等及其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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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2002-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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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bootstrap标准误。下同。资料来源：根据CHIP数据计算而得。

由于图1仅考虑了两种商品，且没有控制人口特征，可能会导致结果有偏；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需要在控制基础上，考虑所有商品的相对支出变化。图2给出了2002年和2013年之间以及2013年和2018年之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人群在12类商品上的相对支出的变化趋势。图2A的纵轴是在控制了人口特征之后，根据2002年和2013年之间的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在各类商品上的支出增幅差异得到的，即控制人口特征之后，根据[ln（X5，j，2013）-ln（X1，j，2013）]-[ln（X5，j，2002）-ln(X1，j，2002）]两步差分计算而得，图2A中的拟合线即为第二阶段模型的OLS结果，对于所有商品赋予相同的权重。类似地，图2B的纵轴也在控制了人口特征之后，由2013年和2018年之间的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在各类商品上的支出增幅差异得到，拟合线也是由OLS得到。从图2A可以看出，酒类、烟草、住房支出、其他用品及服务、文化娱乐、交通通信、衣着和食品相对支出增长为正，医疗服务和教育相对支出增长则为负。这意味着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在这十类商品上的消费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而在医疗服务和教育消费差距上则呈现缩小趋势。结合各类商品支出份额差异性，住房支出占比高达23.41%，交通通信占比为11.56%，文化娱乐占比为5.95%，而烟草、酒类和其他用品及服务的占比分别只有1.98%、0.86%和2.83%，因此可以推断，2002年和2013年之间总消费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源于住房支出、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消费差距的扩大。从图2B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的相对支出增长为负，其中烟草、酒类、教育、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的相对支出增长负值较大；而医疗服务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相对支出增长为正。这意味着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在这些商品上的消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在医疗服务和生活用品及服务上的消费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尤其是医疗服务消费差距。考虑到各类商品支出份额的差异性，可以认为，在2013年和2018年之间总消费不平等的下降主要源于教育、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消费差距的缩小。从图2B也能看出，2013年和2018年期间，相比于高收入组，低收入组人群在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这类相对奢侈品上的消费增长较快，意味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在向发展和享受型方向转变；而在医疗服务上的消费增长较慢，可能是由于在此期间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也可能是由于低收入人群相比于高收入人群更加不愿意在医疗服务上支出，背后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究。图2A和2B的拟合线是把12类商品皆赋予相同的权重，考虑到每类商品支出份额的差异，如交通通信和文化娱乐在样本年份中的平均支出份额比较高，权重占比也较大，因而该拟合线对总消费不平等的估计存在偏误。表4给出了赋予权重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