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 三类儿童家庭教育参与差异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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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留守经历的视角分析农村儿童家庭教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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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里是标准误；****P<0.001，***P<0.01，**P<0.05，+P<0.1；控制变量同表3。

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论是相呼应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决策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做出的，而是在家庭或家族范围内共同做出的决定。这是一种集体化的行为，它可以使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使家庭风险最小化。[56]同理，作为父母的流动人口在做外出决策之前会考虑孩子的日常起居和学习辅导问题，他们会尽量将风险降到最低点。在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驱使下，大多数家庭都会选择母亲留在家中负责子女的生活照料等事务，而父亲外出务工寻求经济来源。即使是父母共同外出务工，也会将留守儿童交由其他可靠的亲人抚养，在我国农村往往由祖辈来抚养孩子，因此父母其中一方监护或祖辈监护构成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类型的绝大多数情况。限于自身文化水平，祖辈监护人往往缺乏对留守儿童学习的辅导、监督，与留守儿童思想沟通不够，这种监护类型下的家长教育参与显然十分低。而由母亲监护的单亲留守儿童情况也不容乐观。有研究表明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家里的妻子劳动负担过重，她们除了勉强照顾孩子的生活外，基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管教孩子，且留守的母亲普遍学历很低，这样就易导致单亲监护的留守儿童教育参与度也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