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郭嵩焘、陈兰彬日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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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交两巨星——郭嵩焘与陈兰彬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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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之《使西纪程》，思想开放，言论偏激，敢于直言西中文化之优劣，对于西方器用的肯定评价颇多，亦有许多对西方制度的赞颂之词，“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粗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2）“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3）“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4）这些言论和观点在思想文化依然比较保守的清代官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翰林院编修何金寿读过日记，直接上疏弹劾郭嵩焘，指斥郭氏“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了平息保守官员的议论，慈禧太后一改郭嵩焘出使觐见时的态度，谕旨严厉申斥郭嵩焘，并下令毁弃《使西纪程》模板，禁止流传。李慈铭在该年日记中也记录了此事:“（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阅郭嵩焘侍郎《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5）郭嵩焘在多年后致函李鸿章提及此事说道:“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蠲弃，不复编录，此却可惜耳。”（1）此事对其他使臣日记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郭氏之后不再向总理衙门递交日记。陈兰彬和何如璋的日记大多是关于“西器”、军事要塞、风土人情的详细描述，西方制度大多是简述，而不发议论，文字明显谨慎隐晦。陈兰彬汇集了使团人员日记，择其精华，故日记并无日常生活记录:“数月来缀述寥寥，因取陈郎中嵩良、曾主事耀南、陈丞善言、蔡丞锡勇数人所散记，合并参订，存兹崖略，固多疏漏，仍不敢谓中无舛讹也。”（2）诚然，陈兰彬虽然是“首次”出使，却是“故地重游”（1872年曾率幼童留美），西方政教对其不再是奇闻；对异国文明，不再惊诧!而是瞩目最摩登的事物，比如电话；朝廷亟须关注的信息，比如各地经济、军事情报；华侨境遇、风土人情、矿产，以及邮局、铁路、机器、农业、军械等前沿技术。薛福成曾在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提及郭嵩焘之事，并询问陈兰彬和黎庶昌，获得两人的肯定，“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诋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3）由此可见，陈兰彬对郭嵩焘的“惊世”言论也是打心里认可的，只是有鉴于郭嵩焘之境遇，以及朝廷“清议”之厉害，乃只跟信得过的人表达对郭嵩焘的同情和支持。出使日记乃是工作性质的日记，发表个人见解固然正常，亦属必要。但是，考虑到日记公开出版，朝野参阅，影响广远，面对风气未开之时势，慎言谨行，便成了陈兰彬“识时务”的“高着”。郭嵩焘、陈兰彬二人的日记概况如表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