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元代帝王及皇室赐书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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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致治:元代帝王的书法教育及其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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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书法之于元代帝王则兼有修身和王政的双重功能。随着元代帝王汉文化修养和个人书法兴趣的加深,元代帝王的书法教育和侍书制度在元末二帝时得以真正完备起来。在逐渐完善的侍书制度作用下,元代帝王以书艺旌表朝臣,或赏其劳、或嘉其能、或旌其忠、或赞其贤、或表其节,藉此儒家忠孝观念也因赐书行为而渗透于王政。赐书不仅成为帝王与多族官员沟通的媒介,也成为了彰显皇权的补充手段。传统儒家讲求文以载道,宣扬艺文“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功用,赐书因此成为元末二帝化用儒家伦理文化治理国家的表征。另一方面,在以赐书教化天下的同时,帝王自身亦被汉文化所教化,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皇权的汉化和皇帝本人的儒雅化,在通过赐书这一微言大义的方式传播朝廷文治理念的同时,也为二帝赢得了“圣主敷文化,台臣得宝书”[5](P44)的赞誉。另外,所谓“上有所好,下效尤甚”。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书法,元代数位帝王如此热忱,对朝野上下,尤其是其他蒙古、色目贵族对书法的接受与传播产生了不可轻视的示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进一步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