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居住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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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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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社区社会环境和个人家庭属性变量，因版面限制，表格不显示其系数。下同。

表4反映了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户籍、住房产权、就业状况）异质性对社区建成环境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之间关联程度的影响。模型6a和6b结果显示，常住人口密度（β=-0.766，P<0.10）与广州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人均绿地面积（β=0.004，P<0.05）、公交站点密度（β=0.165，P<0.10）与广州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人均绿地面积（β=0.007，P<0.05）与流动人口（非广州本地户籍）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略大于模型6a的系数。这表明，相对于流动人口，广州本地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社区常住人口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2个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而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人均绿地面积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社区人口的大量增加会对本地人口的既有公共资源造成剥夺。相较于本地人，外来人口通勤距离普遍更长，因此对适于长时间出行的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依赖度更高。模型7a和7b的结果表明，常住人口密度（β=-1.179，P<0.05）、路网密度（β=-0.171，P<0.10）对业主幸福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人均绿地面积（β=0.004，P<0.05）、POI点密度（β=2.343，P<0.10）、公交站点密度（β=0.204，P<0.10）与业主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人均绿地面积（β=0.008，P<0.05）与租客的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知，相对于租客而言，业主的主观幸福感受社区建成环境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业主对社区的归属感更强，在社区所居住的时间更长。模型8a和8b结果显示，对于从业人员而言，常住人口密度（β=-0.837，P<0.05）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人均绿地面积（β=0.003，P<0.10）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对于无业人员而言（包括失业者、家务劳动者、离退休人员、在校学生等），人均绿地面积（β=0.014，P<0.01）、公交站点密度（β=0.287，P<0.10）与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无业人员日常生活中在社区活动的时间长于从业人员，因此受社区绿化和公交服务等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