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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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门限转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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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在三个机制中也各不相同。虽然当期的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一阶滞后的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率有负向影响,因此为了考察产出缺口的总体影响,我们将当期和滞后的产出缺口系数加总,假设其为0(即:θ1(1)+θ2(1)=0)并进行Wald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上半部分所示。在机制1中,原假设被显著地拒绝了,这表示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率的总体影响具有显著性。但是在机制2和机制3中,产出缺口的总体影响并不显著。我们在菲利普斯门限模型中加入产出缺口的5阶滞后项,重新再做Wald检验(原假设为θ1(1)+θ2(1)+θ3(1)+θ4(1)+θ5(1)=0),表7下半部分结果显示,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率的总体影响在第一和第二机制显著,但是在第三机制仍然不显著。总结而言,表7的检验结果意味着随着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不断增加,菲利普斯曲线被推向不同的机制,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会随着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增加而有所弱化。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弱化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之间的总体关系不显著甚至出现反方向相关。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当产出值超过潜在产出从而出现正的产出缺口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是有上行压力的。与此同时,如果劳动生产率突然增加而出现正向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时,它对通货膨胀率有向下的压力,向上向下的压力相互抵消,即使是有正向的产出缺口的增加,通货膨胀率也可能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甚至持续降低。这一结论也很好地印证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菲利普斯曲线出现了高增长率、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的特征。一方面全球化程度加深,市场化程度加深,国际贸易的分工压低了美国本土的价格和工资上涨速度;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这种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持续扩大,促使菲利普斯曲线处于第三个机制中运行,菲利普斯曲线中产出与通胀的关系就会弱化。同样,中国经济在1992年以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没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甚至有些年份出现通缩),这一现象被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缩长”之谜。围绕“缩长”现象,经济学界给出的一种解释是正向的供给冲击,例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经济学家都持有这一观点(Bernanke,2002;Bordo和Lane,2004;Gong和Lin,2008)。本文所呈现出的结果显示,在第三机制(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大地快于名义变量增长的状态)中,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并不显著,所以本文估计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