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长期居留城市的原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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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社会效应及城镇化中后期的规划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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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项调查数据统计，样本量13998。

进入城镇化中后期，我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人口城镇化新旧动能的接续。长久以来，以就业保障为主的城镇化拉动作用是我国大规模城镇化的“稳定器”，也是未出现“拉美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近四十年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核心动力之一是“世界工厂模式”的形成，从早期的珠三角“前店后厂”和长三角“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模式”到东莞、苏州等“世界工厂城市”的出现[7]，我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同并进，这是过去数十年所证明的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不仅要延续，而且要提升，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长期以来，规划界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关注焦点往往聚焦到世界城市及首位城市之上，如上海、北京等，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特大都市圈外围城镇、如以东莞和苏州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城市”对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意义[8]。以东莞为例，2018年其常住人口为834万，其中仅211万是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比重接近75%。与深圳、上海、北京等同样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不同的是，东莞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人口集聚的核心要素，“世界工厂城市”是流动人口从就业城镇化转向居住和公共服务城镇化的“低价高质”场所，是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支撑体系中关键的中间层级，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承载空间体系中“中间层级城市”所起到的作用将越发重要。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不足以繁荣，缺乏工业化的城镇化更不足取。同时还要关注到，当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及非洲的转移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世界工厂模式”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在保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并持续提升人口总体素质是稳定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重中之重。中国城镇化的顶层设计是“向前有出路，往后有退路”。随着乡村振兴功能不断放大，深度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要逐渐成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的新动力。与“世界工厂模式”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所实现的是城乡的均衡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就地城镇化。“乡村振兴”不仅抬升“底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也将从城镇化空间体系中的“底层城镇”稳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根基，创造新的城镇化空间载体。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依旧巨大，从城乡居民的生活体验上看，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仍然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表2），特别是中国乡村内部的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建设质量等差距更大，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解决乡村短板问题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历史任务。另外，在城市定居原因的分布上，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个人发展空间大、收入水平高、城市生活便利等城市因素为主要吸引因素（表3）。“世界工厂模式”是解决中国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模式”则要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前者的改进与后者的深化将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充足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