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各城市2017年重要农产品产量与该城市2000年以来历史最高产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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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乡村发展比较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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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城市没有近几年油料等指标的统计数据，用能查到的最新年份数据替代2017年数据进行测算。

综合大都市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乡村振兴战略有如下启示:（1）乡村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显著正相关，表明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乡村振兴目标与振兴措施均需要立足于自身基础条件与发展水平，“踩准节拍”，有序推进。（2）第一产业产值比例、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与乡村发展水平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际上，14个大都市都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选择了根据“比较优势”“市场规律”进行非粮化、非农化（表3）。仅从大都市本身来看，这种结构调整有其经济合理性，同时也意味着乡村振兴需要立足农业，更需跳出农业，通过“接二连三”拓展乡村产业的增值空间；从全国层面来看，普遍的非粮化与非农化将严重损害国家粮食安全，不对称的非农化则对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并不公平。因此，需要科学合理地转移支付，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的发展权益。（3）城镇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较为微弱。城镇化可以提升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能力，也可以因为要素非农化而导致农村陷入停滞和衰退，并不必然促成乡村振兴，为此，一方面需要结合市场规律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另一方面需要根据村庄演化规律支持重点村镇做大做强，以点带面，“点上突破”、“面上开花”。（4）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越高、经营性收入占比越低，乡村发展及其3个维度的得分越高，考虑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来源于外地，进一步促进农民非农就业转移、提高当地吸引就业能力，将可更好更快地促进乡村振兴。（5）同是大都市，各地的乡村发展水平有高有低，存在很大差异，一定程度上表明乡村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城市层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除了以上可以量化的影响因素外，大都市乡村发展更取决于各地对农业农村的重视程度以及政策措施的创新性、针对性与有效性。从中微观层面看，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人民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当地资源条件与现状发展水平对较长一段时期内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杭州、成都等一些南方城市的总体规划有较大篇幅论及城乡一体化、都市高效农业、都市现代农业等涉农内容，对农业农村更为重视，同时也是休闲农业、民宿、城乡融合等各种涉农任务的策源地与示范区，见微知著可以部分解释南方城市乡村发展水平较高的原因所在；从宏观层面来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于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等农业农村专业问题，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则更多关注城市规划、住房政策、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公共事务管理等城市建设，亟需从城乡治理分割走向真正的城乡融合，更多更好地关注城乡要素流动与城乡功能优化配置，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共同调控，充分挖掘农业乡村的多种功能，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