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生计资本视角下就近务工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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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务工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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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各变量的参照项见表2，其中括号内均为参照项。

生计资本视角下就近务工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观测了控制变量与就业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模型2为生计资本变量对就业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此外纳入外生控制变量形成模型3，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定性。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拥有更多生计资本的农民工，面对外界环境变化往往能够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适应性，从而产生主动与有效的风险分担和应对决策，降低了高风险感知的可能性。除受教育程度外，就近务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均显著缓解了其就业市场的风险感知状况，健康状况自评较好的农民工比健康状况差的个体风险感知下降约了1.9个单位；参与培训降低农民工风险感知0.538个单位；年龄每增大一岁，风险感知减少0.180个单位；外出务工带来的专项性人力资本也降低了个体风险感知；另外，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风险感知比低学历组人群高出1.448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体现了农民工就业前通用型人力资本投资和累积状况，学历的提高通常意味着其进入较好职位的机会更大，而就业谈判能力越强，越容易在工资福利方面得到雇主的重视。即使工作中出现不稳定因素，其过渡风险的能力更强，风险感知越弱。但在本研究中，为什么文化程度越高的劳动者感知到的风险却越高?一方面，较高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高投资所获得的，相对于较低人力资本劳动者来说，较高人力资本劳动者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收回投资并获取收益，这势必导致他们对就业的期望值高，风险偏好更易造成“风险就业”现象。另一方面，较少务农经历、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更偏好于体力劳动强度较低、工资较高的职业，如果未能寻得这类职业，其主动离职且停留在失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时间更长，从而产生了更强的就业风险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