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访谈对象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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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维权困局何以形成——基于B市Q区S小区业主维权事件的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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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不同社会身份的业主所具备的信息、资源、专业知识等均不相同，业主身份差异对其相关维权行为模式的选择和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小区业主除了业主这个身份，还归属于其他多个群体或集团，具有重叠的成员身份，感受到来自不同身份集团的交叉压力。在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业主拥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具备较强的理性维权意识。面对一开始的利益受损，他们往往积极地与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沟通协商，或是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向有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咨询相关纠纷解决方法。但由于S小区维权时间线过长，考虑到自身时间精力成本的高投入和漫漫维权路的不确定收益，加之在维权后期受到来自所在单位的压力。这类业主被政府的反动员策略所吸收、分化，往往慢慢退出维权场，不会成为集体行动的持续参与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工作人员等身份的业主，他们在维权过程中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且他们对维权行动的结果没有良好预期，认为发展到最后大规模的维权行动肯定会被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的压力而消解。所以这部分潜在行动者选择观望和等待，往往采取理性行为模式甚至是不采取相关维权行为；以下岗待业、闲散的务工人员等为代表的业主，其特点表现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维权盲目性较高，部分人存在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压迫感。房产是他们花费大半辈子积蓄所购，面对相关利益受到侵害而前期理性维权行为又得不到正面回应，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往往增长。这部分弱势群体由于利益诉求的民主渠道不畅，最初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未得到相应回应，不能通过制度化渠道及时释放自己的情绪，日积月累，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进而引发了业主们非理性心理因素进一步增长，壮大了非理性维权力量。同时S小区又未形成相应的心理预警机制对业主非理性情绪变化进行回应，加之在答疑会当天，不断地有“孕妇被抓”“老人被打了”等弱势群体受侵害的声音在聚集大量业主的空间内迅速传播，激发了现场业主们较强的正义感和不计成本收益的心理动因，使得群体的非理性情绪进一步被点燃，促使有可能付出极大成本而无明确收益预期的集体行为产生。针对S小区维权力量的分析，不难发现理性维权力量在长战线、低回应率的维权历程中逐渐被分化、削弱，而非理性力量则在没有及时引导和化解的情况下迅速增长。S小区举办答疑会为群体力量感的增强和心理情绪的传染提供了空间机会，催发了大规模的堵路维权行动。此次大规模行动也使后期政府力量迫于维稳压力介入，为防止维权事件再度激化，政府实施相应措施分化维权力量，力图将维权冲突控制在小区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