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论乾隆对明清易代史话语权的争夺——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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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隆对明清易代史话语权的争夺——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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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殉节人数比例外，《诸臣录》所体现的对明末战争史话语权的争夺，还可以从对抗清战争道德性的遮蔽加以看出。在描写明末战争时，《诸臣录》在大力弘扬殉节士人的忠义色彩的同时，还有意地淡化了抗清战争的道德性与正义性。清廷作为异族入关，在镇压汉族抵抗活动时确实多有暴行，如剃发令、文字狱、屠城等。很多汉族士人反抗清廷统治，也正是由于这种种不道德、非正义的举措所导致的。因此，在抗清战争中，至少有部分战役和斗争是具有道德性与正义性的，但在《诸臣录》中，这种道德性与正义性完全被忠义思想所掩盖。典型的例子当如《诸臣录》对死于反抗“剃发令”士人的记载。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下诏:“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10]150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强制剃发活动。“剃发令”的目的，是“清统治者极力避免汉化、掩盖民族自信心之匮乏，进而巩固其在全国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意向。”[11]103-108在自古就具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2]220这一观念的汉人眼中，“剃发令”是不可接受的屈辱政策。因此，自“剃发令”颁布以来，中国各地的反抗活动便一发不可收拾，有不少本已归顺清朝的士人再度起兵反抗，最终阵亡或自戕殉节。一般的史书也会对这些人反抗剃发令的行为加以记录，如《明末忠烈纪实》中就专门有“违制传”一章收录这些死难士人，并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对“剃发令”的反抗经历。而到了《诸臣录》中，这些士人对“剃发令”的反抗活动均被有意忽略，仿佛这些士人不是由于反抗剃发而死，而仅是为了忠于明朝而殉节。如同样是对永嘉诸生邹之琦的记载，《明末忠烈纪实》中详细记录了他对“剃发令”的反抗:“之琦曰‘吾闻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遂赴水死。”[13]365而《诸臣录》中则完全删去了这段言论，仅用“永嘉邹之琦，浙东破，俱先后殉节死”[1]244加以记叙。而“殉节”二字则不免使读者认为邹之琦之死仅是出于对明王朝的忠诚。除了删去殉节士人对“剃发令”的反抗外，《诸臣录》还采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那就是在收录殉节士人的时候有意识地忽略因反抗“剃发令”而死的士人。正如福柯所言:“历史在权力话语的左右下，其目的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保留和消除。”[14]12《诸臣录》在处理因“剃发令”而死难的士人时，就采取了“消除”的做法。如《明末忠烈纪实》的“违制传”中共收录了26名因反抗“剃发令”而殉节的士人，但《诸臣录》中却仅仅收录其中的9人。上文已经提到，《诸臣录》是有史以来记录殉节者数量最多的史书，《明末忠烈纪实》收录的殉节人数总数尚不足《诸臣录》的十分之一，且除“违制传”外，其他各传中收录的殉节人士在《诸臣录》中均有所见，唯独反映清廷“剃发令”的“违制传”所收录之人《诸臣录》绝大多数弃之不录。而即使是收录于《诸臣录》的9人，《诸臣录》也未有一字反映他们对“剃发令”的反抗经历，而是仅仅用“殉节”“战败死”“不屈死”等忠义色彩较强的词语含糊概括其殉节原因。换言之，这些士人殉节原因中与“剃发令”有关的部分被“消除”了，而与对明朝尽忠有关的部分则被“保留”并放大了。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当有两点:其一，通过遮蔽抗清战争的道德性，表明清廷入关与李唐代隋、朱明代元并无不同，以此进一步加强清政府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二，通过歌颂殉节士人的忠义行为，为服务于清廷的汉人士大夫们树立榜样，使他们对清王朝忠心耿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