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留置、“两规”、“两指”、逮捕适用情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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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自然法作为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监察法》留置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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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两规”与留置究竟是何种关系呢?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官方多次申明“用留置取代‘两规’”的基本立场，实践中，各地方也积极执行留置措施，纷纷总结留置经验和出台留置措施的实施规范。[22]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渐接近尾声，“两规”措施在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少，相应地，留置的适用也随之增多，这从客观上反映出“用留置取代‘两规’”是一种整体性的趋势。但笔者认为，“用留置取代‘两规’”所释明的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通过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使用条件、审批程序、使用期限进行严格限制，从而切实有效地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对象的合法权利。因此，“用留置取代‘两规’”不能仅作字面意义上的形式理解，而应当推而广之，视为对不符合法治要求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集中概括。主要理由有三点。其一，留置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3款规定的“两规”不具有直接的替代关系，因为“两规”适用的是党员违纪案件，而留置适用的是公职人员“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二者只是在少部分情形上有所交叉，至少很多党员违纪但没有达到严重职务违法程度的案件，留置并没有发挥替代“两规”的作用，换言之，留置不能一般性地适用于违纪案件。其二，如前所述，留置事实上替代的是“两指”和逮捕。其三，《监察法》第69条规定，本法实施后，《行政监察法》同时废止，“两指”的法律依据随之丧失。但“两规”却有所不同。虽然“两规”措施在实践中不断减少，但《监察法》实施之后，作为规范党员行为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依然有效。因此，留置并不能完全替代“两规”，“两规”的规范依据也没有被完全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