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1 6 4 4-1656年北京与地方旗民的刑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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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朝旗人的法与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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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的徒流刑用鞭责和枷号代替的做法开始制度化。这一制度此后又经过一系列修正，最终在雍正三年（1725）称为《大清律》的正式内容（《大清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根据胡祥雨得出的结论，以顺治十年为界，旗人的法制在这一年由满洲法转换为中华法，除了鞭刑等满洲法的遗存以及“犯罪免发遣”等旗人法律上的特权以外，全国的法制基本统一在了以《大清律》为中心的体系内（表1）。他从而推断，顺治帝比起维持满洲的固有制度，更重视基于《大清律》的全国法制的统一，因而清初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是以中华/汉地为中心（China-centered）进行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