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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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速铁路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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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用于评估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项目,它决定了一个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区位优势,是衡量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交通基础设施支持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和整合经济系统,促进地理范围内的经济贸易[27]。可达性与移动性、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环境影响息息相关,高铁对可达性的影响可归纳为两个方面(表3)。(1)可达性与经济发展。高铁服务吸引旅游业、服务行业以及商务贸易,刺激服务需求,引起区域收入增加,继而繁荣经济[28,29]。针对日本新干线[30]、法国TGV[15]以及西班牙AVE[27]的研究发现,高铁最终结果在于极大地增加商业经济、促进旅游和其他服务部门发展,从而繁荣当地经济,引起城市蔓延和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例如,日本批发部门集中于较大的中心区域;在法国,商务旅行增加了56%,旅游服务增长了112%。(2)可达性与空间差异。高铁提高可达性能否引起空间差异?经济活力和人口移动会否从核心区域流向周边或者偏远地区,或者相反?维克曼(R.Vickerman)等对欧洲高铁进行研究,发现时空压缩发生在高铁连接城市,并不能反映所有城市,高铁对中心和边缘城市有不同影响,最适合发展高铁的地区是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域[31]。蒙宗(A.Monzón)等利用可达性分析西班牙高铁网效率和空间公平,提出高铁引起空间极化,从而引发空间差异;高铁可达性集中在高铁站点周围,如马德里、巴塞罗那[32]。欧洲委员会最近对可达性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此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有效性影响研究——通过分析高铁增强部分重要城市之间的高效联系,评估由于高铁扩张引起的区域差异问题。总的来说,高铁不仅仅提升区域和国家的可达性,也引起“廊道效应”、“孤岛”和“极化”模式[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