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留华学生派遣一览(192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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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留华学生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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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东方学回想》（東方学会．東方学回想Ⅷ学問の思い出(3）[M]．東京:刀水書房，2000)、东亚考古学会留华学生年谱及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文书整理。

由表1可知:1．在派遣人数上，1928年至全面抗战时期东亚考古学会向中国共派出8名留华学生。派出人数与派遣年份极为有序，1928—1934年6年间每年派出1人，即便在全面抗战时期亦有关野雄留学中国。2．在留学年龄上，最小者23岁，最大者31岁，8人的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他们大多为刚走出象牙塔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其中的江上波夫是提交毕业论文后就前往北京留学。3．在留华学生的出身学校方面，以上8人大多是东西两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其专业与中国学高度相关，如驹井和爱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水野清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生、江上波夫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生，由此不难看出他们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为其留学中国及今后学术生涯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东亚考古学会派遣的留华学生大多成为近现代日本考古学界的知名人物和学科顶梁柱。4．留华学生中的某些名字存在不一之处，如田村实造，外务省的官方文件多用“秋贞实造”，而在日本学界却多见“田村实造”。又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文书中既有“赤堀英三”，又有“赤堀英之”的记载，这是外务省书记人员的笔误，还是外务省对考古学会留华学生的真实身份有故意隐瞒之嫌，尚不得知。不过，东亚考古学会运作的资金除会员的会费及其他捐款外，还存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资助的情况。东亚考古学会于1927年4—5月间对辽宁省貔子窝进行发掘，发掘前的1926年8月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即批准下拨10 000圆“助成金”支持该项发掘工作[4]。从1934年开始外务省开始全面支持东亚考古学会的各项工作，并选拔该学会赤堀英三和关野雄作为第三种普通补给生赴中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