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全球价值链上游度、FDI与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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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上游度、FDI与制造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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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模型（4）的估计结果与表2中的结果（2）相同，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渠道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第（1）～（3）列分别是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对中介变量资本劳动比、技术进步和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影响资本劳动比的估计系数为0.043，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能够促进企业资本与劳动之比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促使企业进行资本深化，造成劳动密集程度逐渐下降，资本密集程度上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劳动相对价格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引起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资本要素的议价能力提升，而且对超额利润的分成比例要求更高。（4）～（6）列为核心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与中介变量资本劳动比、技术进步和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分别加入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变小，且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初步验证了要素配置渠道、技术进步渠道和价格传递渠道的存在。在第（7）列中同时加入三个中介变量，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在（4）～（6）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且结果仍然显著，表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通过要素配置渠道、技术进步渠道和价格传递渠道对要素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作用。为严谨考虑，本文借鉴高翔等（2018）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sobel检验，分别计算得到三个中介效应的Z检验统计量分别为-3.42、-2.60、-3.07，至少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进一步表明了要素配置渠道、技术进步渠道和价格传递渠道是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由此验证本文的假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