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双边不确定性差异与企业对外投资—基于制度质量与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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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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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不显著只能说明该调节变量不能调节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形态和方向，但仍有可能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强度。因此，本文采用分样本回归来进一步识别调节效应。本文先分别测算了制度质量（Lawt-1）与双边关系（Relationst-1）代理变量的平均值，根据代理变量是否高于平均值，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表6显示，高制度质量以及强双边关系的样本组中，FEPUt-1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在对照组中，低制度质量、弱双边关系样本下FEPUt-1的系数先后为负、正，但均不显著。这说明，在高制度质量以及强双边关系的国家，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投资的影响反而越大，这个结论与假设H3a、H3b截然相反。同样地，按照前面的思路，我们将东道国法制水平、双边建交关系替换成东道国政府管制质量水平以及双边建交时长，结果基本保持一致。针对该现象，本文的理解是：当母国不确定性水平上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区位进行投资，无论是着眼于东道国较高的制度质量较高还是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其最终目仍旧是对风险进行规避以追求稳定、持续的发展，因此面对东道国不可预见的未知因素，企业的投资决策会更加敏感、更具弹性。这也说明，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海外投资已呈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