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描述性统计特征：企业避税决策与创新活动:来自资源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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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避税决策与创新活动:来自资源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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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税决策变量Drate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131和0.0005，说明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存在避税行为。根据叶康涛和刘行（2014）的计算，中国上市公司1999—2012年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额平均值为-0.0010，略小于本文的平均值。这可能表明2008年后，随着企业所得税改革制度的深入实施，企业税收决策的动机随着税率的降低而有所降低。变量DDBTD的平均值接近于0，与叶康涛等（2014）的计算结果比较一致，这可能源于对应取值模型的残差。企业的名义税率Taxrate的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0.1500和0.1900，表明样本期间有不少样本企业均享受了所得税税收优惠。为了避免这些税收优惠可能对本文检验结果的干扰，回归时还将名义税率Taxrate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甚至在进一步研究中删除优惠税率的公司样本，然后再进行回归以增加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