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均等化效应OLS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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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生计禀赋与“弱有所扶”政策均等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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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变量：实际福利数与基准福利数之比；*.P>0.05

在表6中，空间制度的两个指标（户籍制度、居住中心城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户籍制度的B值为0.730，显示城镇残疾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要高于农村。在中国，人们的居住空间是由户籍制度规定的，户籍身份传统及其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体现以及与之相联的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是当前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现实。我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只是它曾一度以牺牲农民社会福利权利为代价，从而使得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用以维护城市的稳定和利益。[28]这样长期以来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形成了两个迥异的福利资源配置系统：基于单位制的城市福利只面向职工和城镇居民，单位、企业办社会并维系着各自内部低效率的相对均等；基于生产队制的农村福利面向农民，福利项目仅限于低水平的合作医疗与五保供养。[29]随着城市和农村社会改革的推进，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功能异化与福利基本保障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日渐突显，城市社会福利混淆了工资分配与福利分配，福利的基本激励功能被替代；而农村社会福利则沦为一种恩赐和施舍，未能发挥应有的保障功能。[30]排斥农民和农村迁移者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福利的户籍制度安排固化了城乡差异，成为公共服务改革攻坚难点。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如果不剥离附于其上的福利功能，那么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难以实现。